翻译如同是给舞台打灯光

文学创作经历为翻译打下较好基础
　　《文化广场》：您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，发表过一些小说。这种早年的文学创作经历是否对您后来从事小说翻译大有裨益？为何您的主要经历会转向翻译？ 连云港翻译公司推荐阅读
　　陈迈平：不错，我的文学活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，1976年就完成过一部长篇小说。我的兴趣其实一直是文学创作，不是文学翻译。尽管我在瑞典生活25年，真正做文学翻译是近三四年的事情。之前的创作经历当然为我做文学翻译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，因为做文学翻译不仅需要外文好，更需要文学方面的素养，需要中文基础好，这方面我认为更重要。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是读文学系，不是读外文系。我甚至没有学习过瑞典语，只学习过英语和挪威语。不过生活了二十多年，基本的瑞典语言知识掌握了。重要的是我一直没有脱离开中文，我在瑞典的大学教中文很多年，而且还编辑过一份中文杂志，后来做中文翻译还是回到中文。我有篇小说入选了国内两个省的高中课本，中文还是可以的。早先没有想到过当什么翻译家，其实做文学翻译到现在都是件业余的事情，因为几乎无法靠做文学翻译生活。
　　《文化广场》：您曾翻译过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，以及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和马丁松的作品，在翻译作品方面上，您一般是以怎样的原则来审视和选择？
　　陈迈平：我翻译作品，当然是从我自己的文学趣味出发。我不会选择那种畅销小说、惊险小说。瑞典人其实很会写侦探小说，我自己作为消遣也爱看，但我不会去翻译，我选择的是瑞典的经典作品。同时，也还是着眼于对中文文学有参照意义的作品，他山之石借来攻玉，比如《失忆的年代》的创作手法，对中文作家是有启发的。
　　翻译跟大众阅读市场几乎没关系
　　《文化广场》：您的翻译是否面向大众阅读市场？
　　陈迈平：文学翻译工作对我是有压力的，但不是经济和市场角度的压力，我认为我的文学翻译其实跟现在的大众阅读市场几乎没有关系。我确实不关注市场。和市场有关系的大概是出版我译著的出版社。坦率地说我翻译书出版后，我不是拿现在的所谓版税，书卖多卖少跟我的稿费是没有关系的。至今我在中国拿到的翻译稿费其实都不是中国出版社自己出的钱，而是瑞典文化部给的翻译补助。因为我知道我翻译的东西不会是大众阅读和欣赏的作品，不会卖得很好，出版社能出就不错了，我心里就很感谢了。我不希望出版社为了出我翻译的书而赔钱，有时候我甚至要牺牲瑞典文化部给我的翻译补助，让中国的出版社用作印刷费用。比如我翻译的第一部瑞典文学作品是瑞典女诗人安娜·吕德斯泰特的诗集《在世上做安娜》，瑞典文化部补助了三万克朗（当时克朗基本和人民币等值），上海文艺出版社才愿意出这部诗集，印数是两千，我没有拿一分的稿费。《阿尼阿拉号》也是同样的，瑞典文化部补助翻译五万克朗，我没有拿，给出版社用于印刷出版。当然《阿尼阿拉号》后来得到奖励后出版社也给我了一部分奖励费，但也不是版税。所以说市场和我没有关系。
　　《文化广场》：在瑞典做翻译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哪里？
　　陈迈平：我感到的压力，主要在于自己的翻译质量，因为这些作品翻译难度很大。比如马丁松的作品，语言很独特，所以他在瑞典影响很大，但在世界上知名度不高。我不关注市场，但我很关注中国的文学界朋友的反应，比如作家和评论家的反应。再如翻译埃斯普马克的小说《失忆的年代》，因为他是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，我翻译他的作品其实还有一个潜在的目的，就是让中国作家了解一个诺贝尔评委自己的文学品味和水准。对于《失忆的年代》，余华、阎连科、苏童、韩少功、贾平凹和莫言等中国作家都做了比较正面的评价，这点让我感到宽慰，我的翻译工作就没有白做。
　　用平常心对待诺贝尔文学奖
　　《文化广场》：这几十年来您一直身居瑞典，就您观察，当下中国作家的作品在瑞典的出版市场是怎样的？
　　陈迈平：目前中文当代文学在瑞典（也可以包括欧洲其他国家）的传播与接受主要局限于汉学层面，显得比较边缘化、小众化，也缺乏系统性，难以进入主流文学的阅读与研究层面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但我们不能否认，在世界文坛上，当代中文文学现在确实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了。其标志倒不在于书是否畅销，而在于世界各地许多标志文学成就的奖项陆续授予了中文作家。
　　《文化广场》：听闻每年诺贝尔奖颁奖，您都能够有机会参加颁奖会，您能介绍一下诺奖这副“文学牌”的基本玩法是怎样的吗？您认为认为中国人要怎样看待诺奖？
　　陈迈平：听闻多半不符合实际，多半夸张。比如颁奖会，一票难求，我哪里可以随便参加。我只参加过两次宴会，其中一次是莫言的。但是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去瑞典文学院听得奖作家的诺贝尔演讲（这是马悦然的照顾，总有票给我）。我确实认识一些院士，但不是全部。现在瑞典文学院要我翻译一本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常识的小册子，包括评选原则、哪些人有资格提名，从提名到公布的程序等等，就是希望澄清中文媒体的很多误解。
　　我认为，用平常心来对待诺贝尔文学奖比较合适。所谓平常心，就是既不贬低它，也不把它看得那么神秘，那么了不起。不过就是几个自己是作家的瑞典人，评选出一个他们喜欢的作家。
　　正在翻译马丁松小说《荨麻开花》
　　《文化广场》：对于文学，现在大家都在讲“引进来”和“走出去”，您认为中国接下来在这两方面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？
　　陈迈平：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，文化和文学交流，进去也好出来也好，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。而且文学的交流，我觉得不要用政府政策的方式来“讲”，一切都可以顺其自然。
　　《文化广场》：对于您来说，翻译是否可以有着跟文学创作一样的“野心”？可以透露一下您目前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吗？
　　陈迈平：我本来在中央戏剧学院学戏剧，所以我用戏剧术语来谈文学翻译。翻译就好比是给舞台打灯光的，灯光应该把人物照亮，照出应该照出的形象。你不是显示你自己，所以不能有过分的“野心”。比如打灯光的不能自己上台去表演。所以我不太主张媒体把我得翻译奖的事情也炒作得好像很大。其实是个小奖而已。我现在在翻译马丁松的长篇小说《荨麻开花》，南京译林要出。这部书难度也非常大，所以我都没有按我原来计划的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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