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色家庭里的“一门三烈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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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日报记者 宋旭

　　说起“小萝卜头”这个名字，相信大家并不陌生，他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。他不满周岁就入狱，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被关押了8年，长期的监狱生活把他折磨得面黄肌瘦，长得脑袋大身子小，就像一个“萝卜头”，因此得名“小萝卜头”。

　　1949年9月6日，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然而他却再也没有机会看到。9岁的“小萝卜头”宋振中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，成为全国最小的烈士。

　　6月24日，记者见到了来我市作爱国主义教育讲座的“小萝卜头”的亲哥哥宋振镛老人。尽管老人已是81岁高龄，但是精神矍铄，思路清晰，声音洪亮，谈起67年前父母和弟弟被杀害的情况时，老人仍然久久不能释怀。

　　宋振镛老人告诉记者，他排行老五，弟弟“小萝卜头”最小。弟弟1941年出生在西安，小名“森森”。“在我记忆当中，那时候的中国处在一种独裁和恐怖之中，蒋介石建立的军统和中统两个机构，大肆杀害与他思想不一致的爱国同胞。在这紧急关头，我的父亲给杨虎城将军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，发动了‘西安事变’，促成了国共两党一致对外的合作。”宋振镛说道。

　　宋振镛告诉记者，父亲宋绮云，1904年出生于江苏省邳县。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到武汉中央军政学校（黄埔军校第一期）学习，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0年，党派他到爱国将领杨虎城的部队，后到西安任《西北文化日报》社长兼总编辑。他经常对蒋介石的一些言论进行抨击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。“西安事变”之后，蒋介石对他更加仇恨，安排特务四处打探。

　　1941年，宋绮云随杨虎城赴前线抗日，把妻子孩子安排在西安郊外一个叫蒲阳村的地方。有一天，宋绮云突然收到一份电报，只有短短的一句“家有急事，速回。”宋绮云收到电报后请假匆匆赶回西安，然而这是特务的一个陷阱。

　　宋振镛老人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父亲被捕那天的情景：“我们并不知道父亲那天回家，看见父亲回来我们非常高兴，母亲当时抱着弟弟在对面老乡家里聊天，我和哥哥姐姐到门口迎接，然而刚刚换完鞋还没来得及进屋，特务就进来把父亲抓走了，哥哥从家里拿着皮鞋跑出来给父亲换上，姐姐跑出去找母亲，母亲出来时也只见了父亲一面。”

　　“父亲被捕后音讯全无，母亲四处打探，惊动了特务当局，他们怕事情闹大，在一个下雨天，曾经西北文化日报社的一名工人找到母亲，告诉有父亲的下落，父亲需要换洗衣服送过去。虽然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圈套，但是救人心切的母亲还是决定去看个究竟。

　　1941年11月，母亲抱着弟弟‘小萝卜头’，带着换洗衣服跟着这个人走了，从那就再也没有回来。”
    一直到1947年，宋振镛他们收到了一封来信，是父亲写的，告诉他们不要担心，父母生活得很好，弟弟还上学了，他们才知道父母原来还活着，在重庆一个叫白公馆的地方。半年多的时间，宋振镛他们和父亲一共互通了11封信件。最后一封信是母亲写的，信中告诉他们，父亲已经离开这里了，母亲和弟弟也要被转移。 

　　原来，那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，李宗仁代总统，两军在交谈释放政治犯的事情。作为杨虎城的秘书，宋绮云一家三口也被秘密转移并关押在一起。1949年8月，蒋介石飞往重庆部署屠杀共产党重要分子的任务。1949年9月6日，爱国将领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拯中、女儿杨拯贵，以及“小萝卜头”和他的父母宋绮云、徐林侠，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于戴公祠。

　　现在三位烈士的遗骨合葬在西安长安区杨虎城将军的陵园中。每年清明节，宋振镛老人都会去扫墓。退休后，老人深入全国各地的学校作爱国主义教育讲座，至今已作6000多场，并整理出版近20万字的书籍《一门三烈》。他说，“枣庄是我很崇拜的一个地方，这里是革命老区，也是我的父辈们冒着生命危险战斗过的地方。我希望现在的孩子都能了解当年革命先烈的艰辛，把‘小萝卜头’当成自己的榜样，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，努力学习，奋发图强，长大报效祖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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